乾隆朝还规定：忖川县等官统计一年内报窃之案，能拿获及半者，免其记过，亦无庸记功：其获不及半者，按未获案数，每五案记过一次：有能于拿获及半之外复有多获者，每五案记功一次，以次递加：如有能缉获前官任内窃案及邻境贼匪者，每一案记功→次，以示鼓励。至窃贼满贯之案，例应扣限六个月，专案咨参议处，亦仍于记注册内合算，有能拿获者，每一案即予记功一次，俱准其将记过之数抵消：其未及一年离任者，即按其在任月日，报窃几案缉获几案，分别办理。”

同年，乾隆朝进一步规定：“每届年终，督抚具折陈奏，将该省审理命盗个案，上年旧案及本年新事，己完未完个案数，并将未完之案因何未经审结缘由声明，开列清单恭呈御览。”据按察便要舒查明，“乾隆三十年分旧案内，二十九年命盗案件，于春夏二季详报者，当年俱己审结：秋冬二季详报，当年不及完结者，统计15案，均于乾隆三十年春夏二季陆续审结在案。又自乾隆三十年正月起，至年底止，新报命盗案计91案，内已结69案，未结22案。”

乾隆朝把对命、盗窃案件的破获情况与官吏的政绩紧密联系，加强对命、盗窃案件的打击力度。自此，云南每年上报一次命、盗案件的查获情形，反映出乾隆朝对各省命、盗案之重视与缉拿之严，亦反映出乾隆中期各省包括云南省命、盗案之多发。在乾隆五十八年时，云南省各属新报承审命、盗案共83件，连旧案20件，共件，内己结新旧案88件，未结新案15件。

可知乾隆末期云南命、盗案件数量依然居高不下，命、盗案件依然是影响云南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对云南刑名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，乾隆朝适当调整行政设置，以使案件能够迅速解决。滇省汤丹、大禄两铜厂坐落东川府属会泽县境内，僻处万山之中，距城自一百七八十里至二百里不等，其炭山以及各子厂，更有在二百里以外者，若遇命、盗等案，先由该厂头人、客长上报厂员，再由厂员上报该县知县，等到知县前往勘验。

“为日己久，人命则尸伤发变，窃盗则赃证游移，甚或凶盗乘机潜遁，缉拿审究殊费时日”。乾隆二十九年）时，东川汤丹、大禄铜厂产铜日旺，厂众益增，来自各地的人员共同居处，两厂皆不下二三万人，“争端易起，案件渐多”，若仍照旧移交知县查办，多有延误，旦与案件相关人员，多系铜厂人员，一旦审讯，必致铜厂停工而担误生产。

为使得东川铜厂之刑名案件能够及时勘验，云贵总督兼摄云南巡抚刘藻奏请将地居腹里之澄江府通判裁汰，“改设东川府分防汤丹通判一员，办理两厂刑名气嗣后遇有汤丹通判缺出，皆从云南拣选调补，凡汤丹、大禄两厂命盗重案，即令汤丹通判就近勘验。“其余酬酒斗殴赌博等事，但系厂中者，俱令该通判经理”。刘藻认为，如此一来，“既于审案、办铜两有神益”。